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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律师辩护角度谈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
发布日期:2020-04-16 访问量:

诈骗与合同诈骗到底是何种关系。众说纷纭,有人主张,一般情形下两者是法条竞合关系,诈骗罪规定在《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合同诈骗罪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在达不到合同诈骗数额的情形下,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按理说,法条竞合的原则是特殊优于一般,如果按照上述解释,就会导致混乱,对于辩护律师,对二者区分的意义在于两罪入罪起点与量刑档次存在较大差别,罪名的认定直接影响当事人及其家属对律师的认可程度。罪名由诈骗变更为合同诈骗,可能导致无罪或者量刑档次下降,这对于辩护律师与指控检察官同等重要,常常是必争之地。本文我就试着分析一下二者的不同之处。

就犯罪客体而言,两罪分别规定在《刑法》分则不同的章节之中。其中,合同诈骗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八节的“扰乱市场秩序罪”中,而诈骗罪则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合同诈骗罪作为一种特殊的诈骗犯罪,它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益,还侵犯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对正常市场秩序的侵犯是其主要的危害特征。从理论上看,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只有一个,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则是双重客体,因而犯罪客体可以作为区分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具体标准。

就犯罪客观方面而言,两罪存在比较大的区别,这也是实践中需要重点区分的内容。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不难发现,两罪的主要区别在于:合同诈骗罪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而诈骗罪则没有这一要求。同时,《刑法》第224条规定了4种具体的行为方式,而且还规定了“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这一概括性条款,但《刑法》关于诈骗罪行为方式的规定却只有“诈骗公私财物”这一简单的表述。实践中对两罪界限的把握主要是通过对客观方面的区别来实现的,所以,犯罪客观方面的不同是区分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主要判断标准。

(三)犯罪主体不同,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而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注意的就是,毕竟单位是人的集合,单位犯罪的实际实施者也是个人,在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罪的情形,其外在表现形式却可能是自然人所实施,因而就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罪;二是单位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的形似合同诈骗实质上是诈骗罪的情形。在实践中认定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需要特别注意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情形。

按照《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合同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最典型的书面合同形式之外,还包括口头形式的合同以及其他形式的合同。在经济往来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约定合同的形式,当双方约定采用口头或者其他形式的合同时,从表面上看双方似乎不存在“合同”,但这并不影响双方之间合同关系的成立,只是没有可以客观展现的书面合同而已。所以,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从实质上予以理解,它不仅包括书面合同,也应当包括口头合同和其他形式的合同。在司法认定过程中,要注意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行为性质,不能因为没有书面的合同而否认双方合同关系的存在,也不能仅仅以是否存在书面合同作为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合同诈骗案和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均对此给予了肯定,“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健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刑一、二、三、四、五庭主办,《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1999-2011)第2册,法律出版社第2012年版,第404页。]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并不仅限于书面合同,因而合同的形式并非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定标准。

结合刑法分则将合同诈骗罪规定在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体系设置,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限定为经济合同不无道理,而且是有其法定依据的。在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但同时存在合同形式的场合,究竟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还是认定为诈骗罪,关键在于考察合同的性质,如果合同是经济往来活动中的合同,且行为人系通过该合同非法取得财物的,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果行为人只是将合同作为实施诈骗行为的一个幌子,或者活动不属于经济往来活动中的合同,则应当认定为诈骗罪。所以,在区分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界限时,一定要摒弃以是否存在 合同为判断标准的做法。实践中,在合同形式的掩盖之下实施诈骗行为,最终被认定为诈骗罪的例子并不少见,这是值得肯定的。

诈骗罪中也可能存在合同,故如需对二者进行区分,主要应当考察该合同是否属于经济往来活动中的合同,行为人骗取对方财物主要是通过合同实施,还是仅仅将签订合同作为实施犯罪的一种具体手段。

《合同法》第9章至第23章规定了15类合同形式,但是,并非所有的合同形式都属于经济往来活动中的合同。因此,除了经济领域的合同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经济合同。非经济合同并不是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因而在签订、履行非经济合同的过程中实施了诈骗行为的,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就《合同法》规定的15类合同形式而言,有的合同只可能存在于经济往来活动之中,如融资租赁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等;而有的合同则既可能存在于经济往来之中,也可能存在于普通民事行为之中,结合诈骗犯罪的实际情况,这类合同主要是指借款合同和赠与合同。此外,在《合同法》的规定之外,还存在着其它形式的合同,主要是指身份合同、劳动合同和行政合同。这些非经济合同各自属于不同的领域,适用不同的法律调整,当行为人利用非经济合同实施诈骗行为的,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具有商事性。商事关系和民事关系具有共性,它们都是平等主体之间建立的社会关系。但是,商事关系在民事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它的特性,即营利性。商事法律制度不调整全部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只调整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发生的具有营利性特征的商事关系。结合立法背景,我们不难看出,合同诈骗罪所要规制的“合同”更符合是商事合同的特征,即营利性,这也符合其所要保护的市场经济交易秩序。而诸如像上述案例中,以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的合同,由于购买者其并不具有营利性的目的而签订、履行合同,因而一般不宜以合同诈骗罪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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