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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制度
发布日期:2020-04-11 访问量:

摘要:民事审判活动是民事诉讼中较为活跃的因素,它以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为基础,对民事审判权的运作实行检察监督则是实现诉讼法治化的重要环节。本文以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运作的内容和特点为着眼点,着重监督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设想。

审判权的运作并不能靠其自身的力量使其尽善尽美,它和其他国家权力一样需要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现行诉讼制度下,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活动除由人民法院内部监督机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监督职能外,人民检察院对生效民事裁判的抗诉也体现出突出的监督效能。但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民事诉讼理念的变革和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和诉讼法治化程度的提高.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缺陷也越来越凸现出来。因此,对现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机制的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对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进行研究探讨,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以下两个理论的问题:第一,民事诉讼以私权为基础,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当事人对民事诉讼拥有自主的处分权,检察院对符合提起抗诉条件的民事诉讼提起抗诉行使其监督权是对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自主处分权的侵害。第二,检察机关派员参加诉讼支持一方当事人,必然造成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和诉讼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一方当事人的强势地位,就必然使另一方当事人处于不利的地位,造成裁判结果的不公平。按照这个思路来讲,我国应当取消检察院抗诉制度。该观点确实指出了检察院抗诉制度与民事诉讼性质的背离之处。[①]

法律制度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从理论上讲,设置检察院抗诉制度确实违背了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和处分原则。但是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检察院的抗诉制度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很必要的。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起诉难,当事人连起码的诉权都很难得到完全的保障,申请再审的权利就更难得到保障了。在我国司法并不完全独立,法官队伍的素质又参差不齐的现实条件下,宪法赋予检察院检察监督的权力,检察院对法院的司法监督权相对于公民个人对自己权利进行救济要有效得多。因此,我们不仅不能取消人民检察监督制度而且有必要加强检察院的抗诉权作为对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失败的一个救济途径。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检察院的民事检察监督都属于事后监督,事后监督排除了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和在诉讼过程中参加诉讼的可能性,这种封闭性的系统,使法院的审判行为在很大范围内失去制约。[②]由于检察院的检察监督存在这样的缺陷,所以按照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检察院的职责、职能,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进行全面监督是有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的。

检察院的这种全面监督不仅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还包括起诉到判决、裁判到执行的全过程监督以及对涉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的起诉权。检察院的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监督对民事诉讼活动的合法有效的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都是十分有利的。但是我国的检察监督也存在很大的问题,笔者将会在后面的论述中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人民检察院以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进入民事诉讼,实现其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能。这种监督权能总是以行使一定的诉讼权利和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为体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权利义务集中体现为对生效民事裁判的抗诉权。就现行制度而言,民事审判活动检察监督的特点是:

第一,广泛性。《民事诉讼法》总则中关于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提供了依据,在诉讼的立法准则上保障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广泛监督职能。

第二,具体性。这一特征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有具体的诉讼权利保证。《民事诉讼法》在分则中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发现确有错误,有权进行抗诉,并规定了抗诉权行使的条件和要求。这使人民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权能得到具体化。

第三,事后监督性。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只能通过对生效裁判错误和违法的审查来进行。这说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是在民事审判程序终结后进行的,是对实际审判活动的一种事后监督。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内容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民事审判结果是民事审判权运行的终极目标,也是民事审判权作用于民事个案的结果,这种结果总是体现为人民法院的一种权威性决断,其中包括事实认定决断和法律适用决断两方面内容。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结果的监督主要是看人民法院和判决裁定中案件事实认定是否正确、案件主要事实是否查清、证据是否充分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无论是事实认定的错误、事实查证方面的不足,还是适用法律的不当,都会引起人民检察院依据法律监督权而提起的抗诉。

民事审判过程是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步骤和方法审理解决民事案件的全过程。笔者认为,审判过程可分为二方面:其一是审判准备过程,由立案受理环节、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和合议庭组成人员环节、公告环节、回避制度执行和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适用环节等组成;其二是开庭审判过程,此过程集中反映为依法进行各步骤的庭审工作、依法选择审判方式、依法保障庭审中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等内容。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只有在审判人员应回避而没有回避、未经传票传唤即缺席判决、未开庭即作出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发生,并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时,才可以对审判过程实行监督,提起抗诉。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审理某一具体民事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无论其对案件审判是否正确,人民检察院除要追究责任人法律责任外,还有权对该具体案件提起抗诉。

在司法实践当中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主要是事后监督,检察院的事后监督不会影响法院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它的主要职责是对已错误的生效判决、裁决提出抗诉,对审判、执行人员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查处。但是检察机关的这种监督方式过于单一,监督范围过于狭窄、监督效果滞后。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这条规定表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只是当事人决定申请再审和人民法院审查决定再审的事由,不能成为人民检察院决定再审的理由。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当事人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而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是人民法院不予再审,当事人向检察院提出申诉,人民检察经审查认为符合再审条件但是检察机关只能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而无权提起抗诉,这就导致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诉讼监督权也无法得以实现。

从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来看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不能对同级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具有法定应当提出抗诉的情形的,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诉讼。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接受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申请后,需要向同一级的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人民法院接受抗诉后可以自己再审,也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如果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话,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指令再审法院同级的检察院派员出庭。

我国民事诉讼诉法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为两年,但并没有为法院、检察院发动再审规定期限。法院的判决、裁定一旦生效就具有既判力,未经法定程序一律不得改变。

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的经过审判之后并作出生效裁判,依照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该生效裁判就具有两方面的效力:其一,在形式上的确定力,即任何法院无权撤销和变更;其二,实质上的确定力即要求后诉法院在审判中受前诉法院生效裁判内容的拘束,也禁止双方当事人对生效裁决的内容提出任何形式上的异议。所以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应尽量维持其稳定性。但是如果生效裁判确实严重违反诉讼程序或在实体上存在严重错误,并且错误裁判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时,如果为了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一概不允许推翻有错误的裁判,既不符合公众的正义观,又悖于通过司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实现社会公正这一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因此设置再审程序时应考虑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既判力,对检察院法院申请再审的时限和次数做出限制,不然就容易造成当事人滥用申请再审的权利,损害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我国的民事诉讼司法实践当中普遍存在立案难、执行难的问题,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根本就不能立案,更不可能进入到审判程序让法院作出裁判。检察院作为司法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法院的诉讼活动应当从立案时就进行监督,一直到法院执行活动结束。这样才能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权,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根据法院审判中立的原则在诉讼开始阶段检察院就介入,将会导致检察院妨害法院的正常工作,影响司法的独立。审判独立并不意味法院的司法活动、法官的诉讼活动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制约,在诉讼中,通过权力制衡,通过规范与完善各监督主体的职能,一方面使被监督者不滥用权力,严格依法办事;另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诉讼公正。调节国家法制、保障民主制度、约束权利运行,这就是诉讼监督的根本价值之所在。中国要实现民主、法治就离不开诉讼法律监督。检察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为我国法律所确定了的。[③]

当然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监督应当是有所限制的,并不是说就可以妄加干涉法院的诉讼活动,对检察院的监督方式是法律应该明确的规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立案阶段,检察院对法院的监督应该是消极的、被动的,即只有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认为法院对其民事纠纷应当立案而法院不予立案的,检察院经过审查后确实认为应当立案的,检察院应当对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要求法院立案,法院接到检察院的立案通知就必须立案。第二,在审理阶段,检察院对法院的审判监督也不能进行实体干涉,但是对于法院作出的关于管辖的裁定、申请回避的裁定、诉前财产保全的裁定、对合议庭的组成有异议的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对其进行监督,对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但不能强制要求法院采纳,同时,不得主动干预案件的审判,在审判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法院的审判独立权。第三,在执行阶段,执行活动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诉讼活动,很多执行活动又是以裁定为表现形式,在实践中会发生很多错误,对执行类裁定进行监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执行程序与审判程序不同,对执行类裁定进行监督应该采取与审判监督程序不同的方式和途径。

从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来看,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不能对同级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只能向上一级的检察院提起抗诉。这种规定实际上就排除了基层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可行性,同时又增加了检察院的抗诉成本,实际上造成了诉讼程序的拖延。西方的有句法彦说: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我们在设计诉讼程序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公平正义实现的时间,我们应该将这种时间尽量压缩到最短。本来可以规定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的,检察院也有宪法赋予的司法监督权,所以应该对这条规定进行修改,让检察院有权对同级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进行抗诉。

检察院可以从非公益性案件和公益性案件两个方面提起抗诉,在这仅讨论非公益性案件的抗诉问题。为了限制检察院抗诉权对当事人处分权与私法秩序的干涉,我们应当对检察院抗诉权的行使进行合理的限制。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限制:第一,检察院抗诉必须以当事人的申诉为前提,在没有得到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检察院不得主动提起抗诉,这是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利。第二,检察院的抗诉必须在裁判生效后一定时间内提出,以防因抗诉而使法院的裁判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影响法院裁判的既判力,这种期限可以设置3到5年,这个可以根据司法实践合理确定;第三,严格限定检察院抗诉的案件范围,不是所有的非公益性案件都可以得到检察院的抗诉,对于自然人而言,只有涉及到人身权,主要是生命健康、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权利的案件检察院可以提起抗诉。对于法人及非法人组织而言,只有严重影响到法人及非法人组织正常经营甚至存续的案件检察院才可提起抗诉。[④]

[①]林越坚:民事再审制度改革与检察监督权的二元配置,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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